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曾在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上,發表名為《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演說,指出日本在持續進行的現代化進程中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的兩極之間。
日本的現化化始於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當時的政治家為追隨西方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步伐,揚言要「脫亞入歐」。故此,日本的現代化往往被視為一味向西歐模仿的過程。
一方面,國家極力希望將整個國家全面西化,但另一方面,國人卻極力守護日本傳統文化,造成國家與國人之間撕裂出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然而,日本當時「脫亞入歐」的努力卻並未受到西方列強的理解,即使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到戰勝國的身份,卻始終未被西方國家平等對待。這使得日本不論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越發處於「非亞非歐」的尷尬處境。
這種曖昧與尷尬,將日本推向自卑又自大的糾結心理,渴望報復及證明自己,促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亞洲侵略者的角色。而戰後日本整個國家瀰漫的屈辱、創傷與罪疚,使得日本人的集體心理更加複雜。
作者認為,日本這種曖昧、始終未能自我定位及自我實現的狀態,將整個國度推向極端的矛盾之中,使日本的文化同時集沉重與輕靈、敏感與冷漠、清潔與骯髒、高貴與邪惡於一身。
《日本,一個曖昧的國度》的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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